評論：“通報單位”是專車治理中的敗筆

前晚和昨日凌晨，上海市交通執(zhí)法總隊聯(lián)合公安、屬地街鎮(zhèn)等部門，在靜安寺、陸家嘴、大柏樹、桃浦鎮(zhèn)以及浦東國際機場和虹橋樞紐設卡，開展全市范圍大規(guī)模網絡“專車”非法客運專項整治行動。市交通執(zhí)法總隊表示，下階段將對已立案查處的非法客運網絡“專車”駕駛員的相關違法情況同步通報其所在單位，沒有工作單位的通報其所屬街道。(7月19日《新聞晨報》）

姑且不論專車本身的合理性，既然目前相應的法律支撐，使其確實失去了合法性基礎，況且在缺乏具體法律規(guī)范的情形下，確實也存在一些安全隱患，那么，依法進行治理是無可厚非的。

根據(jù)媒體的了解，執(zhí)法部門對“專車”非法客運實施“1+3+10”的處罰，主要是依據(jù)《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辦法》和《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若干規(guī)定》相關條款。而一個引人關注的細節(jié)是，在“1+3+10”處罰之外，還有“對已立案查處的非法客運網絡“專車”駕駛員的相關違法情況同步通報其所在單位，沒有工作單位的通報其所屬街道”的內容。

這一“通報單位或街道”的做法，可謂讓人有恍若隔世的錯覺，這就相當于把個人行為與單位綁在了一起，這雖然不是什么首創(chuàng)，但卻不禁讓人想到那個特殊的時代——計劃經濟時代下的產物——單位制。照今看來，單位制在那個特殊時代或許有著它的合理性，但它本身的弊端以及后來明顯有悖于現(xiàn)代文明發(fā)展的內容，已經注定它應被歷史所拋棄，一個堅硬的理由便是它是把個人的獨立與自由綁架在一個組織中。姑且不說時代的變遷，讓單位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礎，在這個盛行個體自由、個體與單位權責有明確邊界的現(xiàn)代文明中，動輒通報單位的“單位制思維”，明顯與時代格格不入。

換言之，除非非法開專車的司機所動用的是公家資源，發(fā)生違法行為，自然是有必要通報其所在的單位，那么除此以外，那些利用個人休息時間去從事專車服務，就與其所在的單位扯不上關聯(lián)，更與其所屬的街道無關。在現(xiàn)代執(zhí)法文明中，就應該讓法律歸法律，而不應該裹挾著法律之外的東西，尤其還是本就無關的“單位”或“街道”。

當然，這種執(zhí)法背后的邏輯，倒也是不難理解的，無非就是借用這種辦法形成對非法專車的圍合之勢，讓這些意欲從事專車服務的司機懾于潛在的風險而放棄行動。如此一來，可能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，但是這種明顯過于簡單粗暴的做法，不僅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，同樣也沒有相應的法律支撐，連合法性基礎都不存在，再高明，也不過是執(zhí)法中的大敗筆。

一個讓人唏噓的怪現(xiàn)象是，在檢索關鍵詞為“通報單位”新聞中，居然意外發(fā)現(xiàn)這種“處罰”曾在多地發(fā)生，并且大多還發(fā)生在東部發(fā)達地區(qū)，有些還作為經驗進行宣傳推廣。在權利不對等下，此舉所收獲的“喜人成果”是不難想見的，但是，當現(xiàn)代法治文明成為我們所積極倡導的社會風向時，如此做法只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(xiàn)，如果做到了“執(zhí)法必嚴”、“違法必究”，又何須來這種將來只會成為一筆給法治建設帶來恥辱的敗筆呢。

文/高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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